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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弱局面的改善：

1、改善的表現：
“強兵之法”的推行，使北宋的國力得到增強，積弱局面有所改觀。
2、強兵之法推行的作用：
（1）保甲法：
①加強了農村的封建統(tǒng)治秩序，維護了農村的社會治安。保甲法在京城附近實施一年多后，官員向宋神宗回報說，地方治安大有好轉，“盜賊比之昔時，十減七八”。
②建立了全國性的軍事儲備，并節(jié)省了大量訓練費用。保甲法的實施，寓兵于農，實現了兵農合一，為精簡軍隊創(chuàng)造了條件，至宋神宗末年，軍隊總數由原來的110萬減少至80萬。
（2）軍器監(jiān)的設立：武器的質量和產量都得到提高。
（3）保馬法：提高了馬匹的質量和數量，為政府節(jié)省了養(yǎng)馬費用。
（4）將兵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兵將分離的局面，戰(zhàn)斗力有所加強。

“北宋中期”：

一般認為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

北宋中期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

1、階級矛盾的激化：
（1）土地大量兼并：
宋代建國后，宋太祖趙匡胤剝奪了功臣宿將的兵權，但不抑制兼并，而且縱容功臣、大將們兼并土地（鼓勵他們“多積金、市田宅以遺子孫”）。土地買賣與典賣相當普遍，土地集中的趨勢加速，農民失去土地的數字在增加，“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
（2）人民的負擔沉重：
人民的負擔有三，即繁重的賦稅徭役、連年戰(zhàn)爭和頻繁的自然災害。全國的居民有主戶和客戶之分。主戶分成五等，鄉(xiāng)村上三等戶為“上戶”，是各類地主。四、五等戶稱為“下戶”，有少量的土地；客戶是沒有土地的農民，占總戶數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五等戶和客戶都要租種土地。地租根據具體的情況或對半分成，或四六分成，沒有耕牛的佃戶要把六成以上的收成交給地主。土地賦稅實行的是兩稅，夏秋兩季交納。從名義上說，客戶不交納兩稅。但他們要負擔各種名目的人頭稅，還要承擔各種徭役。上戶采取各種手段把賦稅轉嫁到下戶的身上。納稅戶除按規(guī)定的數量納稅，還有“支移”和“折變”等負擔。在兩稅之外，還有丁口賦、各種雜變之稅。徭役和差役。這是賦稅之外的又一項沉重的負擔。
（3）各地農民起義不斷：
993年，王小波在四川發(fā)動起義，他宣告：“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起義的隊伍發(fā)展到數萬人。同年12月，王小波犧牲后其妻弟李順為帥，主力軍于淳化五年正月攻下成都。李順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權，自稱大蜀王，年號應遠。推行一系列的打擊惡霸豪紳的措施，起義軍得到百姓的響應和支持。后來政府軍殘酷鎮(zhèn)壓了起義軍。王小波、李順起義雖然失敗了，但是這次起義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次起義沉重打擊了宋朝政府；第一次提出“均貧富”的口號；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王均的起義又爆發(fā)了。仁宗慶歷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fā)，正如歐陽修所說“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
注意；一般的農民起義都發(fā)生在王朝的末期，而王小波、李順起義則發(fā)生在北宋中期，可見社會矛盾的激化。
2、民族矛盾的激化：
宋太宗在滅北漢之后，曾經兩度出動大軍征遼，企圖收回幽云十六州，可是都失敗了。1040～1042年（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西夏皇帝元昊對宋發(fā)動多次大規(guī)模的軍事進攻。
3、統(tǒng)治階級內部矛盾：
景?三年（1036年），范仲淹上百官圖諷刺宰相呂夷簡任用親信，又上書譏切時弊，希望宋仁宗不要一味信任呂夷簡。為此，范仲淹被呂夷簡指責為離間君臣、引用朋黨，被罷官。從此朋黨問題成了宋朝統(tǒng)治集團斗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在范仲淹遭受排斥時，有歐陽修、蔡襄等一批位居政要并以文學知名的人士支持他。當時盡管支持范仲淹的人都被罷官，但不斷有人上疏要求復用范仲淹，反對用“朋黨”的罪名堵塞言路。朋黨之爭實質是當時要求改革新朝政的勢力同守舊勢力的斗爭。

“北宋中期”四帝：

一般認為宋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是北宋的中期。
宋真宗趙恒（998－1022），宋太宗趙光義第三子，在位25年，宋真宗統(tǒng)治時期治理有方，北宋的統(tǒng)治日益堅固，國家管理日益完善，社會經濟繁榮，北宋比較強盛，史稱咸平之治。在位期間，以每年向遼納白銀十萬良、絹二十萬匹來收買與遼的和平，定澶淵之盟。這是宋朝向番方納歲幣換取和平的開始。
宋仁宗趙禎（1010?1063年），宋真宗的第六子，北宋第四代皇帝，1018年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1023年即帝位，時年13歲。1063年病死開封，享年54歲，在位41年。宋仁宗是宋代帝王中的明君圣主，在位時間最長，其間國家太平，邊境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文化發(fā)達，人民生活安定。仁宗善于納諫還成全了千古流芳的包青天，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范仲淹，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
宋英宗趙曙（1032－1067年）是真宗之弟商王趙元份的孫子，濮安懿王趙允讓的兒子（仁宗無子）。嘉?七年（1062）立為皇太子，封鉅鹿郡公。嘉?八年即帝位。體弱多病，繼位之初即大病一場，而不得不由曹太后垂簾，后雖親政，但于1067年病逝于宮中福寧殿。在位四年，葬于永厚陵。
宋神宗趙頊（1048～1085年），英宗長子，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變法，以期振興北宋王朝，史稱王安石變法，又稱熙寧變法。由于改革操之過急，不得其法，最終失敗收場，不過神宗還是維持新法將近二十年。20歲即位，在位18年（1067?1085），38歲時病死，葬于永裕陵。

比較商鞅變法和王安石變法：

秦國的商鞅變法和北宋的王安石變法，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兩次變法。商鞅變法之際，諸國并立，一國國君若能大行革新即可圖強并打倒敵國，可謂變法成則國存、變法敗則國亡，大有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之勢。而王安石時代，北宋實行了高度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改革僅為挽救時弊、富國強兵，其迫切性大大不如戰(zhàn)國，況全國吏治敗壞、積重難返，保守勢力又過于頑強，終于落得失敗的結局。
(1)相同點：
①直接目的都是為了富國強兵。
②變法都得到了王權的支持。
③變法內容觸動了舊勢力的利益，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
④變法者的個人命運基本相同。
⑤變法都對生產關系作出了調整。
(2)不同點：
①背景不同：商鞅變法發(fā)生在新舊交替的社會大變革時期；王安石變法則發(fā)生在北宋中期統(tǒng)治危機四伏時。
②根本目的不同，商鞅變法要從根本上廢除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王安石變法則是為了挽救北宋統(tǒng)治危機，部分調整生產關系。
③性質不同：商鞅變法是一場封建化的運動；王安石變法則是對封建社會內部矛盾進行局部調整的改革。
(3)認識：
①改革必然會遭到舊勢力的阻撓，不可能一帆風順，要充分考慮到改革的復雜性和艱巨性。
②改革的成敗關鍵要看其積極成果能否得以保留和維持，不以改革者個人命運為轉移。
③改革措施要針對實際情況，行之有效，推行改革過程中要用人得當。
④改革家要有遠見卓識和堅定的政治魄力。

取士之法：

1、目的：
選拔和培養(yǎng)人才，為變法造輿論。
2、內容：
①改革科舉制度：
廢明經諸科，進士科�？冀浟x和時務策，設明法科。王安石認為“欲一道德則修學校，欲修學校則貢舉法不可不變”。改革貢舉法，廢明經、存進士，熙寧三年（1070年）三月，進士殿試罷詩、賦、論三題而改試時務策。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改革科舉制度，廢除以空洞的華而不實的詩賦詞章取士的舊制，恢復以《春秋》，三傳明經取士。即要求考生聯(lián)系當前實際采取參加經義策論的考試。另設“明法科”。這就把科舉的立足點放在選拔具有經綸濟世之志和真才實學的天平上，從而擴大了考選名額，使一大批新進之士取代反對改革的舊官。
②整頓太學，設專門學校培養(yǎng)人才：
實行“太學三舍法”，希望以學校的平日考核來取代科舉考試，選拔真正的人才�！叭�舍法”，即把太學分為外舍、內舍、上舍三等，“上等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后來地方官學也推行此法，反映了班級教學的特色。還設置武學、醫(yī)學、律學等專門學校，培養(yǎng)人才。
③惟才用人：
重用有志于改革的官員，打破按資升遷的成規(guī)。王安石的用人觀：對于如何提拔人才、選取人才，王安石頗有見地，他發(fā)了不少高論來闡述自己“教之、養(yǎng)之、取之、任之”的系統(tǒng)人才觀。
“教之”，即通過學校教育來培養(yǎng)人才。為此王安石力主興辦太學、州縣學等各級學校，同時，王安石還設置武學、律學與醫(yī)學，培養(yǎng)國家急需的專門人才。
“養(yǎng)之”，即優(yōu)待和栽培人才。王安石認為對人才應當利、禮、法共用，“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饒之以財”就是“高薪養(yǎng)廉”，給官吏們優(yōu)厚的工資待遇，使他們衣食無憂，從而遠離腐敗貪污�！凹s之以禮”就是用“禮”加強官員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官員廉潔自律的能力，從內部做到拒腐防變�！安弥�以法”就是對于那些貪贓枉法的官吏則應嚴厲懲治。
“取之”，即發(fā)現、選拔人才。王安石堅決反對北宋舊有恩蔭制度和科舉制度，而是極力推崇古代的薦舉制度。在薦舉人才時，并不是一兩個人說了算，而是要征求眾人意見，并且，還要用實踐效果來檢驗人才是否能當大任。
“任之”，即任用人才。任用之道，關鍵是任人唯賢、任人唯才、任人唯德，以人之才德為唯一標準。并且，王安石強調用人要“久于其職”，忌諱頻繁的遷調。
王安石理想中的人才是德才兼?zhèn)�，但實際操作過程中理想與現實剝離開來了。為了變法的順利進行，王安石向神宗皇帝舉薦了不少人才，讓他們加入到變法大軍中來，其中確實不乏年輕有為者。盡管王安石再三強調選用人才要德才兼?zhèn)�，切忌讓那些“巧言令色”之徒得勢，可是他的隊伍里還是摻進了不少投機鉆營道德敗壞之徒，這些人或者有才無德或者無才無德，他們只不過憑借極力吹捧新法以取得王安石的賞識從而進入到變法大軍中來，結果使得王安石兩次罷相，最終變法失敗。
3、作用：
培養(yǎng)人才，發(fā)揮其才干，為變法起了輿論作用。

王安石變法概述：

1、背景：
（1）北宋中期土地兼并嚴重，賦稅繁重，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不斷，社會動蕩不安；
（2）民族矛盾激化，遼、西夏威脅；
（3）宋初空前強化君主專制集權，出現冗官、冗兵、冗費，形成積貧積弱局面；
（4）慶歷新政失敗，社會矛盾更加尖銳，改革呼聲強烈，宋神宗任用富有改革精神的王安石變法。
2、性質：
王安石變法是在不觸動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對生產關系進行的局部調整，是社會改良性質的改革。
3、歷史地位：
王安石變法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時期內扭轉了積貧、積弱的局面，有利于社會進步，是北宋杰出的文學家、政治家和改革家。但王安石變法是封建地主階級針對北宋統(tǒng)治危機進行的改革運動，它不可能從根本上擺脫封建統(tǒng)治危機，注定改革必然失敗。
4、積極作用：
（1）在經濟方面，使農業(yè)生產有了較大的發(fā)展，同時，抑制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兼并，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
（2）在軍隊方面，節(jié)省了軍費開支，同時也提高了軍隊的戰(zhàn)斗力，有效的解決了冗兵的問題。
（3）在文化方面，改革科舉考試的內容，有利于思想解放，培養(yǎng)了大批學以致用的人才。
（4）王安石變法使得宋朝的國力由弱轉強，一度扭轉了統(tǒng)治危機，積貧積弱局面有所改變，短期內取得了富國強兵的效果。
5、局限性：
（1）變法沒有觸動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因此，它不可能使北宋從根本上擺脫封建統(tǒng)治的危機。
（2）變法以維護地主階級的統(tǒng)治為出發(fā)點，農民的處境沒有根本的改變，負擔依然沉重。

王安石變法的失�。�

1、原因：
（1）王安石變法觸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遭到大地主、大官僚的阻撓和破壞。（這是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
（2）宋神宗在變法后期的動搖。
（3）宋神宗死后，司馬光任宰相，廢除了新法。
（4）在變法過程中，由于用人不當，出現了新法危害百姓的現象。
2、啟示：
（1）改革是歷史發(fā)展的要求和產物。
（2）改革是革除社會弊政，促進社會發(fā)展和國家強盛的重要手段。
（3）改革必然涉及到某些人的特權和私利，因而會有阻力，甚至充滿了尖銳的斗爭。因此，改革者要有遠見卓識，行動要堅決徹底，要注意用人。

王安石的用人與變法失敗的關系：

在學問、道德與人品方面，王安石都是一流人物，在這一點上，連他的政治夙敵也不得不肅然起敬。但他的變法并未取得最后的成功，原因是王安石用人不當，一批有才無德的“小人”成為王安石的最得力助手，導致變法在執(zhí)行時走樣，不得人心。
被稱為“護法善神”的呂惠卿是一個極有政治天賦的人物，王安石曾對他稱贊不已。熙寧初年王安石初為參知政事時，曾對宋神宗說：“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學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獨惠卿而已�！睆男路ǖ膶嵭羞^程來看，安石此話不假，如果沒有呂惠卿的堅決支持，王安石的變法工作不會那么順利。然而，這只是一個方面，呂惠卿的弱點同樣非常突出，這就是他的私心太重，心胸狹小。在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期間，呂惠卿這種自私的秉性暴露無遺，具體表現在：第一，為達到取代王安石的目的，大說王安石的壞話，損壞王安石的名聲；第二，排擠曾與自己共同主持新法的同僚，對此，沈括、韓絳等人很有意見；第三，大肆提拔自己的兄弟及親朋好友，如其弟呂升卿、呂和卿、妻弟方希覺等人，在呂惠卿政務期間迅速得到提升；第四，謀取私利，大肆置辦田產。
王安石的另一個得力助手鄧綰，也是一個典型的勢利小人，他有句名言：“笑罵由汝，好官須我為之�！睆倪@句話可以想見其為人。但就是這種人，卻一直得到王安石的提拔。鄧綰依靠高超的獻媚術，迅速升到御史中丞、龍圖閣侍制的高位。他利用言官的彈劾權，確實為王安石幫了不少忙。但他人品太差，見風使舵，誰有用就歌頌誰，誰無用就貶損誰。王安石第一次罷相期間，他見呂惠卿有代王安石的可能，于是跟在呂惠卿的后面說王安石的壞話，儼然成為呂惠卿的忠實信徒。王安石復職后，鄧綰又極力掩蓋自己的行為，故意拉開與呂惠卿的距離，甚至又說起呂惠卿的壞話，“奮力”揭發(fā)呂惠卿私置田產等不法行為。鄧綰的露骨做法不僅使宋神宗很生氣，連王安石也覺得此人太沒有原則性。宋神宗厭惡其為人，親自下令罷免了鄧綰的官職。不久以后，王安石便辭職，結束了他的變法生涯。
在識人用人方面，王安石相當的書呆子氣，他自己是君子，往往就認為他周圍的人也是君子，他的這一缺點對變法造成了極大的危害。變法期間，由王安石提拔的一大批新銳官員都被人們視為“小人”。在王安石罷相前后，宋神宗都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但王安石本人卻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直到退居江寧養(yǎng)老時，才逐漸對此有所認識，但那時已經晚了。